作者：玄宗1911
“Maturity, to use a much abused word, does not consist of trying to make the universe rational. The attempt, the attemp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ll probably always end in frustration. Maturity does, however, not consist either of trying to outdo the irrationality of universe. It requires that we make our own behavior rational—and this alone gives us the chance at a decent, a meaningful, an achieving life and a decent society. “
——Peter F. Drucker
大师彼得.德鲁克24岁时撰写了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
文字浓缩简练，观点和逻辑无懈可击，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德鲁克无与伦比的深刻洞察力：
早在希特勒初登台时，就预见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终将横扫欧洲；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受其内在逻辑驱使，会走向“终极方案”，也就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纳粹党虽高喊反共，但希特勒和斯大林将达成合作。
在30年代初期的欧洲，这些洞见太过惊世骇俗，以至于作者抵达美国后的1939年此书才正式出版。书出版后六个月，希特勒与斯大林结盟并瓜分了波兰；又过了一年，德国装甲部队横扫欧洲，敦刻尔克大撤退，法国沦陷。威廉.夏伊勒的大作概括之，欧洲人把欧洲和全世界再次带入《噩梦时代》。
之后，英国首相邱吉尔下令每一位英国军官都要将《经纪人的末日》放到背包中，作为了解纳粹、了解极权主义的必读书目。
一、欧洲极权主义崛起的政经和社会背景
1、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失败
“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欧洲宗教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造成这些秩序崩溃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欧洲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彻底崩解；因为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无法取代资本主义、建立新秩序。”德鲁克如此写道。
马克思主义是一战前欧洲社会政治运动、哲学和激情中的超级巨星。承诺要战胜资本主义下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再通过无阶级社会实现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原因，这也导致了它的没落。因为历史证明，它不但无法创造无阶级社会，甚至可能会促成更僵化、更不自由的统治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和平等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和谐运行自动实现，阶级斗争带来的无阶级社会是历史的必然。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这一目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必须否定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自由的事实，甚至也否定了人有自由的能力，因为人受特定阶级约束，也就是不自由的。
中产阶层难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致命缺陷。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地带变得人多势众，不同的劳动技能会产生不同的产品和社会价值，个性化的私人利润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必然性。马克思认为的“移交所有权、废除私人企业将可能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梦想永远无法触及。若“无阶级社会”不可能建立，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只能局限在改善工人的社会及经济状况，于是马克思主义演变为成“工团主义”，在“必然”且合理的失败后，成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俄国爆发却没有如马克思设想的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欧和中欧开始，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完整循环，而恰恰是因为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开始。苏联人的现实困境，又说明了维系一个空前刻板的社会形态，非但无法奠定真正的自由，反而会创造出一个不择不扣的“封建社会”，尽管它宣称受奴役者才是受益者。
欧洲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瓦解是缓慢而渐进的，如果非要做一个明显的标记，德鲁克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日。一战标志着民族利益和国家信仰远远超过国际劳工阶级的大团结，“阶级斗争”从此变得毫无意义。铁与血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社会承诺和自由新秩序的诺言变得毫无说服力和建设性。一战后的欧洲大陆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是一片衰败与混乱，马克思主义无法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掌权。从此，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失去了活力。
随着马克思主义信条丧失威信，任何主张经济活动至上和自主的社会，追求正当性和理性的政治理念，也不再吸引人心。
社会理性特质的瓦解，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理性关系的信心崩溃，是30年代欧洲社会的革命性特征。
2、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造成的巨大伤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1000万军人死亡，700万平民死亡。
与绝大的牺牲相比，战后凡尔赛条约以及国际联盟的失败，更加彻底地击碎了欧洲民众对秩序和理性的信任。战后各国试图利用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和裁军等方法消除战争的努力，全部令人失望而徒劳。
战后重建，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和镀金时代。但由于落后于经济扩张的“金本位”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大国间相互猜忌以及由此产生的与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加之经济繁荣后的投机盛行，1929年美国开始的大萧条，逐渐恶化成为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永久性失业、前所未见大规模的破产、贫困和饥饿，让理性信仰的彻底崩溃成为欧洲民众真实而惨痛的个人体验。
经济萧条加剧了欧洲人对经济非理性的认知，而少数富裕阶层在危机中幸免于难凸显的贫富分化，更加剧了大众对于经济发展无法带来社会平等这一事实的认知，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
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中的崩溃，引发的欧洲人对资本主义信仰的震撼，甚至超过美国人自身。新大陆平等与繁荣的神话不再，让欧洲人无所适从。
3、群众的绝望
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重击之下，欧洲人的理性信仰、宗教信仰和进步信仰彻底崩塌了。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如此孤立无助，如同原子一般，处于一个充斥非理性怪兽的世界。“人人自由平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等理性观念，都被证明为是水总月、镜中花，幻梦一场。虚无主义、孤立、原子化、混乱的艺术作品成为主流，存在主义流行，德国学者荣格尔甚至认为没有所谓个人的功能或正当性，甚至没有所谓个人的存在。
巨大而持续的社会失败，让自由的观念不再有吸引力，因为事实表明经济自由没有带来面包和平等。大众不再认为经济行为本身对社会有益。如果有可能稍微远离失业、经济萧条和破产的威胁，人们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乐意放弃经济自由、放弃个人自由。既然“自由”社会是受非理性怪兽威胁的社会，那么把问题归咎于“自由”、认为只要放弃自由就能走出绝望，就似乎相当合理了。
在深沉的绝望中，理性是不可信的，真实是虚妄的，所以谎言一定是真实的。也正因为法西斯主义违反理性且毫无例外地否定过去的一切，大众才纷纷涌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怀抱。
二、极权主义的特征
民主的失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率先登场的原因，德鲁克认为是，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秩序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没有经过社会基层的民主和自决；且民众与民主信条缺乏情感上的连接。30年代前后的短短数年，法西斯极权主义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
1、非经济社会与军事国家
自由经济、报酬、资本回报和市场规律等正常社会用来判断个人身份、地位和商业利益的标准，统统用非经济要素取代，是极权社会的最根本特征。
极权社会敌视资本主义赋予私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又敌视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跳出两者之外，对经济的唯一关注在于让工业生产的机器维持良好运作，谁出资，谁收益都是次要问题，极权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果必须完全依附于主要的社会任务之下。中上阶层的资产和财富被系统性的掠夺，对高级消费品实施配给制；规定资本家股息回报不得超过6%且全部剩余利润必须用来投资公债。纳粹党掌权后的五年内，德国中产阶层的平均收入下降了三成，但税负增加了六成；全国总消费额也下降了六成。
为了建立一个形式上具备平等特征且充分就业的社会，极权主义瞄准了一个拿破仑创造的组织形态：全民皆兵的国家；以及军事化的国防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家、专业人士和工人都丧失了自我控制权和决定权，一切经济行动均需服从国家意志。
2、人造敌人
非经济社会的军事国家无法完美消除现实中的物质紧缺和事实不平等，极权主义无法克服、解决或整合的社会内部冲突力量，必须转嫁给外界的敌人。虽然极权主义主要是为了社会内部的理由而武装，还是不得不捏造一些怀有侵略意图的敌人，动员民众必须保持战备。
著名的德国国会纵火案中，纳粹元帅戈林就坦言：就算所有证据都显示共产主义者是无辜的，德国人仍然坚定地认为他们就是罪魁祸首。
反犹太人的极端种族主义是极权主义全部的人造敌人举动中最完整执行最彻底的一个。通过驳斥理性来重建世界的理性，并证明纳粹社会的正当性，是反犹运动的内在动力和逻辑。德国资产阶级特殊的社会结构，让犹太人代替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了纳粹德国敌对的力量。德国人长期对资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歧视，照成了“与犹太人结合”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性。纳粹反犹的起因，既不是纳粹宣称的北欧人与犹太人信仰之间的冲突，也不是外界常说的德国人一直存在的反犹传统。确切地说，德国犹太人与一部分德国人（自由中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冲突与陌生感，才是纳粹反犹主义的原因。纳粹真正的敌人不是犹太人，而是资产阶级秩序。当纳粹无法用具体建设性的新概念来取代资产阶级秩序及资产阶级关于人的概念时，反犹太主义应运而生。
虽然“圣战”表面合理，仍无法充分代替一个有建设性的积极信条。对人造敌人迫害愈多，它就愈发令人失望：因为问题没有解决。
3、领袖神话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法解决“需要秩序”与“不可能建立秩序”之间，以及“对极权主义的幻想破灭”和“相信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极权主义者既然没有上帝，就必须捏造一个能将所有矛盾化而为一的超人和魔术师。这样一个非即是、假即真、幻想即真实、形式即内涵的神话，就是“领袖”。
这位“领袖”只有肉体是人；在精神上，他超越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超越了人类社会。他永远是对的，从不犯错。他的意志决定了善恶；他的地位凌驾社会之上。唯有如此，极权主义社会的紧张状态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唯有盲目而毫不怀疑地信仰领袖，人们才能获得信念上的安全感。
极权主义革命显然不是一个新秩序的开始，而是整个旧秩序崩溃的结果。它不是奇迹，而是海市蜃楼。
三、极权主义噩梦的缓解指南
上世纪30年代至二战结束的极权主义噩梦，对于深受其伤害的亿万欧洲、亚洲、美洲和全世界的亲历者及其家人，其实从未结束。对于二战后出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极权主义的梦魇依旧或长或短地反复出现。不存在一种万能解药，能治愈历史的伤痛，并防患于未然。不过了解历史的悲剧，也许能帮助人更好地理解现在。
德鲁克说：希望今天的人们将他们的理想主义、世间诸恶缠身的苦恼，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全部化为建设性的行动。而不要像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说“不”就是一种积极策略，或遁入虚无主义逃避问题。因为后一条路的尽头，只可能出现另一个希特勒，另一个使用集中营的“终极方案”。
来源：玄宗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