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幼珉】
中美贸易摩擦正酣。由于两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大经济体，贸易摩擦规模可以发展得很大；美国那几位“贸易好战分子”曾使出激将法、抛出挑战书，两国接触却在继续，但可以认为贸易摩擦至今还没有明显的缓和迹象。
中国今年前7个月出口同比增长了5%。在刚过去的7月，中国CPI和零售额同比分别上涨2.1和8.8%；虽受暑假消费影响，贸易摩擦期间中国通胀微升是利好的，显示需求尚殷。因应届毕业生找工作，调查失业率却升越5%。受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是月工业增加值涨6%，固定资产投资仅增5.5%。
股市对那些数据的反应不正面，原因应多于数据本身。惟笔者认为短期数据难以说明什么，迄今公布的数据不过不失，贸易摩擦影响会在半年至一年内有较全面的反映；而贸易摩擦发生在中国崛起的当下，美国要阻碍中国发展，只要中国政府采取合理的政策，特朗普当局是难以阻碍中国发展的。
发展瓶颈与贸易摩擦
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经济体好比一个系统，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输入到该系统，就会形成产出；对一个国家来说，那就是国民收入。假设技术水平不变，增加输入也能增加产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拿那些观点来解释现状：北方某省份抱怨过多青年人外出务工导致劳动力缺乏，因而该省经济增长慢于全国水平；实际的因果关系却是那里的机器设备不断被折旧，新投资增长缓慢，生产资料存量增长慢或下降，就业市场乏善足陈，劳动力才会流失。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全国范围，劳动力充裕，有高储蓄率，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和流动性也能促进投资，因而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也增加了私营部门的投资。在国内消费未提高以前，出口即外国消费中国商品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那体现了中国的经济潜力，而投资带动增长也使中国有宽松货币和高杠杆率环境，货币供应和流动性流入生产部门和资产市场，一些资产价格会高于实体经济增长。
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7年大概是美国的15%，两国工资水平的差距也很大；那些差距不仅仅有汇率的原因，更反映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不久前，我曾经到南方某城市一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支行办理业务。那支行坐落在该市的高档商业兼住宅区，行址是几年前以3千万元购入的，物业目前已经升值。那里有多台自动柜员机和8名员工，自动化程度高，员工主要作客服，工作较清闲，于是我便与一名职员闲聊了起来。
那支行目前吸收存款1亿多元，放款两亿多元。即使不把物业升值计算在内，根据当前利率水平，估计存贷利息差可产生3百万元以上的利润；减去工资和其他经营开支，那店作为银行里的一个利润中心，也能盈利。估计每支行每名员工每年能为银行创造2至3万美元的利润，而美国大企业在13年前那数字大概是8至9万美元的劳动生产率；因而那支行员工每天服务客户的数量和创利都不太高。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与中国许多上市公司相似，物业升值更是那支行乃至整个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而那间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在全国两万个以上的网点和上千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了它的资产和盈利规模，却反映即使是资本密集度和自动化程度高的服务行业，中国商业银行职员的生产力也并不很高。那制约了员工工资水平及其增长，也折射中国当前平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持续发展，避免堕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高质增长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索罗建立了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而其收益率却递减，模型的外源变量是指改变储蓄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政策因素；模型显示长期增长依靠投资和科技进步。曼昆、罗默、韦尔后来发展了索罗模型，指人力资源也是一个要素，而本文上述的案例也显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当前实现持续发展的方案包括产业升级和制度改革；特朗普对华贸易摩擦一是旨在阻碍中国科技发展；二是美国减少购买中国商品，有利美国减低贸易赤字，也可以拖慢中国经济增长；三是通过加关税和减低企业税再激活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他的盘算不一定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却一定有损中国的利益，中国反制是必然的。